原文标题：创新环境，哪些期许待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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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领域比论文引用率、论文数量不是我们的强项，但原始创新我们做得还挺务实。国家及时清理‘四唯’问题，从学生到导师，大家都很兴奋。”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科技公司教授、“深空973”首席科学家崔平远，将清理“四唯”问题比作“迎来了科技界又一个春天”。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简人才“帽子”，清理“四唯”问题，加大核心技术攻关人员薪酬激励。

　　尽管《通知》出台至今为时尚短，却给科研人员带来了希望。下一步，优化创新环境，加大科研人员松绑和激励力度，他们又有哪些期许呢？

　　评价体系：

　　去“帽子”清“四唯”之后呢

　　某教师已经快到退休岁数，但是他有一个“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头衔；某教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但其成果只是编写了一部简单的外语教材……按往昔，唯帽子是举、唯获奖是举，待遇、资源该不该给予，高校、科研机构也许会犯难，但如今，在《通知》的支持下，拒绝的理由正当合理——“帽子”、获奖不是终身制，今天的奖励政策并不适用于从前的“帽子”、获奖。

　　受访时，一名科研人员与记者分享了上述故事，让人忍俊不禁。

　　破坏易、重建难。那么，是否去掉了“帽子”、清理了“四唯”问题，科研工作者就能得到科学的评价？显然并不是这样。

　　评价干部时有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破“四唯”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做法。然而目前，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科技推广研究、成果转化研究，都是由一把尺子衡量，评价过程中依然存在过度关注SCI、CSSCI、“帽子”、所承担的项目等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教授贺云翱告诉《中国科学报》，下一步，创新环境还有潜力可挖。

　　如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看来，创新的核心是人才，而人才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评价与使用。

　　他指出，在评价上，有三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评价需要多角度，并不是说过去的评价是“四唯”，如今就变成了由一个小组、几个人来决定个人命运。“要从学术、为人、个人素质三方面综合考量。在学术指标上，把静态指标弱化甚至去掉，看动态指标；把固化指标（如‘帽子’）淡化，看成长指标。”二是评价要注重第三方和社会评价，因为这是对一个人历史记录的回顾。三是评价不要一次定终身，需要通过几轮考核，才能逐渐成为各单位、各岗位所需人才。

　　人才使用：

　　“我要去工作，而非你要我工作”

　　目前，国内一些大学在推行全面人才观，打破从前“只把搞业务的人视作人才”的观念。

　　就一所高校而言，管理队伍、实验技术队伍、工程技术队伍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在本职工作上尽职尽责，才能形成合力培养出高质量人才。

　　下一步，为校内科研人员提供自由探索、耐得住寂寞的创新环境，不是时常考核、做自己不擅长的工作，而是让大家切实感到“我要去工作，而非你要我工作”——这成为高校努力的方向。

　　在“人尽其才”这一问题上，熊思东也这样认为：“用人之初就要有职责定位，要在关键的职责指标中进行评价。”以科研工作者为例，与创新无关的指标不应列入主要的评价体系，组织了几次研讨会、出访了几个国家等指标表面上重要，但是人各有所长，过泛的评价会把人评滥、评焦。

　　在他看来，一方面必须精准地认识到“才”在何处，这其中有用人单位的理解，也有个人的清晰呈现；另一方面，要为人尽其才提供好的平台、环境，这也是对用人单位的要求。

　　过去引进人才讲“筑巢引凤”。熊思东表示，引进高端人才所从事的研究，通常是前人未有和创新之事，用人单位也许并不熟悉。那么，筑这个“巢”就有可能盲人摸象，建成好看不好用甚至根本不适用的巢。

　　“用人的第一步是搭好平台，我更主张用人单位协助、支持、帮助建巢。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高端人才连‘巢’都不会筑，引来何用？”熊思东说，在这一过程中，用人单位要明确好自己的身份是后勤人员，千万不能把自己当主角，建好“巢”就不顾人才实际感受。

　　执行落地：

　　“把握好主动脉，不过多干涉毛细血管”

　　鼓励原始创新的大环境在逐渐变好，崔平远如今更关心的，是执行层面如何落地。“往往导向好，操作层面仍有难度。”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大学教授陈保善深有同感。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科技管理里有很多“断头路”，表面允许，执行起来却行不通。

　　比如，预算一刀切。买一件仪器，在北京的报价是3500元，在广西的报价是4000元，按就低不就高原则，预算评审一律只有3500元，而这个价在广西根本买不下来。“市场上允许差异化定价，但是科研领域却不允许。”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逐步增加间接经费，其中劳务费中央不再限定，但下面还有层层限定。比如单位公车少，特殊情况下允许私车公用，单位规定出市区、未出市区给予相应的补助，但执行起来总会被追问经费来源，属于A类还是T类，哪些能报，哪些不能报，把科研人员都问糊涂了。“就像一杯水，它的功能是解渴，并不会有人考究它出自于北京密云水库还是吉林长白山。”陈保善说，目前还存在政策冲突、制度未理顺的问题。

　　在他看来，解决的办法是改变监管方式，原则上把握科研工作者有没有中饱私囊、有没有实现目标即可，过程管理应尽量放活， “把握好主动脉，不过多干涉毛细血管”。一些项目看似程序规范但始终不出成果，也要追究相应的责任。

　　熊思东补充道，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包干制”，科研经费采取包干制，任务明确后具体执行，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只应作出指导，而不要具体到哪些钱买酱油、哪些钱买醋。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主权和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他们的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