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能为祖国做些什么？”
    “移民，不给祖国添乱。”
    “你认为爱国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什么？”
    “移民，给帝国主义国家添乱！”
      显然这只是一个开心段子，现实中的移民可没这么简单。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没有资格移民中国，因为按照现行法律，他没有要求的中国工作经验。那么，我们国家的移民制度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一起走近今日的北理法学人——（中国）科技公司法学院理论法学研究所刘国福教授。  
      “闯”出《移民法》

    “要说为何选择移民法领域，这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的远洋运输公司——中远（集团）总公司工作了近五年，期间多次赴国外出差并被外派到美国。出国后就感受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也发现了中国人出境难和外国人来华难等移民方面问题。后来我开办出入境服务公司，帮助很多人办理出入境业务……”说着说着，刘老师似乎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有些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在办理出入境业务的过程中，刘老师逐渐掌握了很多发达国家的移民法律知识，这为他后来从事移民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实践基础。对很多发达国家的移民法律知识的掌握，使他反观到中国移民法的落后。刘老师称，美国每年分别向约110万外国人颁发永久居留签证、向80万外国人颁发工作签证，外国人入境人次占美国人口的130%，集全球精英为其服务。而中国每年只分别向约500人颁发永久居留证、向4万人颁发工作类居留证，外国人入境人次只占中国人口的3.8%。除综合国力的影响外，落后的中国移民法不能不说是导致中国与美国在移民方面巨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要发展，就一定要全面扩大开放，鼓励而不是限制人员国际流动。国家不仅要有“全面扩大开放”的政策，而且一定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和规范性文件来落实。

    海外留学和工作、给央企打工、自己创办企业、随后进高校做教学研究，并且在政府部门挂职，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刘老师一笔巨大的人生财富。他主张只要国家和地区之间在发展、人口和民主方面有差距，移民就不会消除。移民法是调整人员国际流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功能是“促进发展、维护安全、增进融合和保护人权”。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规范人员国际流动的法律会实现从出入境管理法到移民法的转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需要制订更为灵活的移民法，以增强中国在出入境方面的竞争力。刘老师风趣地说：“我们现在需要很精巧的法律制度，既要防止外国间谍也要阻止疾病的传入，外国人入境需要进行体检，以免带入疟疾、梅毒等传染性疾病。疾病的传入会加重我们的医疗负担。外国人的子女教育等问题若不能得到解决，会降低在华外国人素质，同样也会对我国的社会造成负担，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刘老师认为，发展中国移民法离不开成熟的移民法理论，于是他从出入境法律实务转入高校做移民法研究，想用自己所学去唤起各方对移民法的关注和重视，影响政府在移民方面的施政，实现中国在移民法律和政策方面的跨越式发展。随着对国内外相关移民法律知识的理解逐步深入，刘老师从2006年开始相继出版了《移民法：出入境权研究》（2006年），Chinese Migration Law (2010年)等多部中英文著作，特别是由联合国难民署资助，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难民法》、《中国难民法》专著，系统阐述了作为移民法领域重要分支的难民法相关知识。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著作的出版，不仅代表刘国福老师在该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更加见证了中国移民法研究的发展与壮大。中国的移民法研究就这样从无到有，从中国走向世界。
      传道移民经

    “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管理大师德鲁克》一书中的这句话影响了一代学人。不仅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近年来，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走出书斋，不仅来到了大学教育的第一线，也逐渐进入推广知识和真理的第一线。刘国福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2013年初，刘国福老师被聘任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第四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是提升政府侨务部门决策水平的重要渠道，对侨务工作发展起到重要的咨询和参谋作用。同年9月，国际移民领域最重要国际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的总干事威廉•斯温先生在外交部人员陪同下访问我校，这是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第一次访问地方高校。访问后发来亲笔感谢信，充分认可北理工在中国国际移民事务特别是向政府机构提供政策建议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感谢刘国福老师在国际移民领域所做的工作。刘老师承担了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的多个科研项目，多次作为唯一国内移民法学者在国际移民组织安排的“支持中国新《出境入境管理法》”等公安部及省级出入境管理官员培训班上做讲座。

    2014年，刘国福老师依然硕果累累。2013年“三个一百”工程干部交流任职、挂职锻炼工作，刘老师是唯一一名（中国）科技公司入选者。完成挂职锻炼后，刘老师回到学校继续工作，除完成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委托的多项课题外，多次承接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立法、培训项目的授课、讲座任务，例如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全国打拐反拐培训班”，国家外专局“全国外国文教专家管理工作会议”，国际移民组织“管理婚姻移民以及保护弱势婚姻移民的政策研讨会”等。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诠释了学者的责任与担当。

    刘老师开展移民法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使移民法走入相关政府部门和学界的视野。他开设了移民法课程，召集和组织了第1——5届移民法论坛，这是目前认识中国外国人问题法律治理和国际移民法的最重要学术窗口，凝聚了一批有志于移民法及相关学科的学者。他发起成立了北京国际法学会国际移民法专业委员会，这是国内仅有的移民法学术团体。刘老师看来，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发表论著，以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学术行为获得学界肯定，更要推动法律和政策的完善，以弘扬和践行知识赢得政府认可和社会尊重。由于多方原因，他寄予厚望的移民法研究机构未能成立，移民法研究团队也未能从松散型转变为紧密型，但刘老师的努力从未停止。
      发声难民潮

    2015年9月2日，土耳其营救人员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3岁男孩的尸体，源于一艘难民船的沉没。小男孩艾兰来自叙利亚，因国内战乱和家人搭船前往欧洲避难，却不幸发生翻船事故，艾兰的遗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他的哥哥和妈妈也死去了。小男孩躺在海滩上的照片已传遍世界。这个3岁叙利亚小难民之死，令全世界震惊。为躲避内战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迫害，大批叙利亚人逃离家园，踏上偷渡避难之路。他们中大部分人选择了跨越地中海进入欧洲，但海上旅途艰险，船难事故频发，大量难民因此魂断海上。继叙利亚3岁小难民伏尸海滩的照片引发国际社会震惊之后，9月18日，又有一名叙利亚4岁女童的遗体被冲上土耳其西部海滩。

    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大逃亡，这也是欧洲面临的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这更是一轮关乎人性冷暖的人道主义危机。刘国福老师自然没有置身事外，应邀参加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栏目，参与难民潮问题的激烈讨论。当有一位法国嘉宾谈到中国为何没有接纳难民的计划时，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移民法领域法律专家，刘老师从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四个方面阐述了欧洲难民潮的缓解途径，用数字与法理分析了中国对于欧洲难民潮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从历史上来看，二战后的难民规模是空前的，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欧洲各国依然能够将庞大规模的难民内部消化，不得不说欧洲创造了一个奇迹；从政治层面来看，现在欧洲各国的症结在于，虽然大家都意识到难民危机问题，但是由于各国都只顾自身利益，导致拿不出统一的解决方案，这其实是自私的表现；从经济层面看，欧盟的经济实力毋庸置疑，这相对于二战后的欧洲是巨大的进步，所以欧洲有经济能力安置更多难民；从法律上来看，联合国有《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对难民权利的保障，每个国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种族伦理方面考虑，欧洲各国理应承担更多责任。”“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可以置身事外。国情语言不一样，难融入；地域位置较远，经济上不合理；中国人口众多，无法大量长期接收外国难民。所以中国一直以来都不是难民接收国，但中国长期对联合国难民救助工作给予财政支持，每年大量认捐经费和提供物资，我们的政府积极向欧洲输送物资和资金，在经济和道义上给予难民最有力的支持。”话音未落，现场观众给予雷鸣般的掌声。

    刘老师还认为，从短期来看，富有的国家应当向接收大量难民但经济不够宽裕的国家给予更多支持。从长期来看，应该考虑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是否需要修改。因为随着寻求庇护者数量骤增，已经难以根据公约的定义来区分真正的难民。而如果将寻求庇护者放在难民集中营，由富有的国家保护其不受起诉，并提供经济支持，走私人口及偷渡死亡人数将会减少，经济难民也会减少。富有的国家履行职责，从难民营中接收更多难民，同时又可以管控边境。这样，可以有更多的难民得到井然有序的安置。 “这或许不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却可能最具可行性。”这就是中国移民法学者的形象，不矜不伐，谦而不卑。 

    处于起步阶段的移民法律制度，所要构建的不只是冰冷的法律框架，在这项制度的深处，深藏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化理念。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规范人员国际流动，不仅可以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还能拓宽国民的国际视野，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互动环境。凭借着自己的执着与使命感，刘国福老师定将带领愈来愈多的法学学子努力探索，为我国移民法律制度的发展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